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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个独自驾一只小帆船（译注：这是一种尖头方尾平底的小船，挂三角帆。）在湾流（译注：即墨西哥湾流，世界第一大海洋暖流。岛国古巴位于墨西哥湾的口子上。）上捕鱼的老人。到今天为止，老头儿已经接连下海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捕到。前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儿陪着他。可四十天一无所获之后，孩子的爹妈对他说：这一阵子老头儿肯定是兜底交上倒灶运（译注：原文salao为西班牙文，意为咸的、苦的、倒霉的。）了。那是坏运气里面最厉害的一种。遵父母之命，孩子上了另一条船，第一个礼拜他们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看见老头儿每天回来时小帆船里空荡荡的，男孩儿心里面难受。他总是下去帮老头儿拿东西，或者是钓索卷儿，或者是钩鱼竿（译注：这种渔具一端带有大铁钩，用来扎住钓到的大鱼，将其拖上船。）、鱼叉和卷裹在桅杆上的帆。那面帆用面粉口袋片打了补丁，卷起来时仿佛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。

老头儿身形单薄瘦削，脖梗子上皱纹很深。从他的腮帮子上一溜顺着颊边往下，长着些褐色的疙瘩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出来的良性皮肤瘤。他那双手则因为同大鱼较量，被钓索勒出了深深的伤痕。不过没有一道伤疤是新的。它们已年深日久，如同无鱼的荒漠中岁月侵蚀所形成的地貌。

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老了，除了眼睛。它们同海水一样的蓝，带着欢快的、未曾被击败过的神采。

“桑地亚哥，”小帆船被拖到了岸边，他们往上爬时，男孩儿说道，“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出海啦。我们家已经挣到了一点钱。”

老头儿教会了孩子捕鱼，男孩儿很爱他。

“不要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。待着吧。”

“可是你记得么，你曾经八十七天没逮到一条鱼，接下来三个礼拜我们却天天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不是因为动摇了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爹爹赶我离开你的。我是个孩子，得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不怎么有信心。”

“是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可我们有，是不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先去台子廊屋（译注：据考，这家馆子应是位于临海的台地上，形状类似于廊屋，供应啤酒、咖啡和吃食，客人主要是渔夫和游客。），我给你买杯啤酒，然后再把东西拿回家，好么？”

“我就不客气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打鱼人酒不分家嘛。”

他们走进台子廊屋，坐了下来。不少渔夫拿老头儿打趣，他并不生气。还有些渔夫，那些上了年纪的，眼睛看着他，心里为他难受。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斯斯文文地聊湾流，聊他们把钓索漂下去有多深，聊持续不变的好天气，和最近经历的事情。当天有收获的渔夫们都已经返回，各自将马林鱼剖开，满满地平摊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两端各有两个人扛着，摇摇晃晃地抬到收购站去，在那儿等冰柜货车将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而捕到鲨鱼的人已将所获送进小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场，那儿的人把鲨鱼吊在滑车上，取出肝，割下翅子，剥去皮，将鲨鱼的肉先切成条，然后再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日子里，港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场会飘过来一股子味儿。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气味，因为风转而向北刮去，且又渐渐平息了。台子廊屋里阳光明媚，令人怡悦。

“桑地亚哥，”男孩儿说。

“嗳，”老头儿应道。他正握着酒杯，回想多年前的事。

“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么？”

“不用了。你去玩棒球吧。我仍然有力气划船，罗杰里奥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想去。我不能和你一起捕鱼，就让我帮你做点事吧。”

“你已经给我买了一杯啤酒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是个男子汉啦。”

“你第一回带我上船，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拖上船的鱼太生猛了，它几乎把船折腾成碎片，害你差点丢了小命。还记得么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哒啪哒地拍打，横座板也被拍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我被你扔到船头，待在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旁边，感觉到整个船在颤抖。你用棍子揍它的声音就像砍倒一棵树，甜丝丝的血腥味儿罩住了我全身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，还是因为我跟你说过才知道的？”

“从我们第一次一起下海起，每一件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头儿用他那双久经太阳灼晒的眼睛看着他，目光里深信不疑，充满了爱。

“假如你是我自个儿的小子，我会带你出海去赌赌运气的，”他说，“但你是你爹你妈的，而且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好么？我还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鱼饵。”

“我自己有，今天剩下的。我给它们抹了盐，放在盒子里。”

“还是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头儿说。希望和信心从未在他心中消失过，此刻更是焕然一新，如同乍起的微风。

“两条吧，”男孩儿说。

“就两条，”老头儿同意了，“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就算去偷我也愿意，”男孩儿说，“但那是我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老头儿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会去琢磨自己怎么就到了谦卑的程度。但他知道自己到了谦卑的程度，而且知道这并不丢人，不会给真正的自尊心造成任何伤损。

“看这湾流，明儿会是个好天，”他说。

“明天你去哪儿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去远海，风向转了再顺风回来。天亮前我就出港。”

“我想法子叫他也跑远些，”男孩儿说，“那样你如果钓到真正的大鱼，我们就可以过去帮你了。”

“他不肯跑太远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可我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一只追鱼群的鸟儿，那我就可以叫他跟着鲯鳅往外跑了。”

“他的眼睛已经那么不好使？”

“差不多成瞎子了。”

“奇怪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又从来不曾捕过海龟。那才是伤眼睛的活儿呢（译注：伤害龟类会伤眼睛，因为龟具灵性。似乎不仅西方人有这种迷信或“神秘的观念”：译者小时候也听到过老人们类似的说法。）。”

“可是你去蚊子海岸（译注：加勒比海位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之间的近海水域。）捕海龟好多年，眼睛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我是个怪老头儿。”

“可你如今还有足够的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么？”

“还行吧。我还有不少窍门可以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然后我要拿手撒网（译注：小型网具，使用时人站在岸边或船上，撒下去即捞。）去捉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小船上拿起渔具。老头儿将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儿抱起木箱，里面装有一卷一卷编得很结实的钓索，又拿了钩鱼竿和带柄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放在小帆船的船尾板下面，盒子旁边那根棍子是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的。没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，但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索拿回家的好，因为让它们淋露水是有害处的。再说，老头儿虽然拿得准当地人决不会对他下手，他还是认为，没必要把一根钩鱼竿和一柄鱼叉留在船上，诱惑别人。

他们顺着道儿一同走到老头儿的棚屋跟前，进了敞开的门。老头儿将裹着船帆的桅杆靠放在墙上，男孩儿把箱子和其他渔具放在它旁边。桅杆差不多跟这座单间的棚屋一样的长。屋子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苞壳造起来的，那玩意儿叫作“海鸟粪”。屋里面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还有泥地上一块用木炭做饭的地方。墙壁是拿纤维很结实的“海鸟粪”苞壳片压平了，交叠着镶砌成的。墙上有一幅彩色的《耶稣圣心图》，还有一帧《科布雷圣母像》。这些画儿是他妻子的遗物。从前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妻子的着色照片（译注：所谓着色照片，与后来才有的彩色照片不同，是将黑白照片上色制成的。），但被他取下来了，因为他看在眼里，心里面就凄凉得受不了。如今它放在墙角的搁板上，用一件干净衬衫罩着。 

“你有啥吃的么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一盆子鱼拌黄米饭。你也吃一点吧？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去吃。我帮你生火好么？”

“不用啦。待会儿我自己生。吃冷饭也不要紧的。”

“那我把手撒网拿走啦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手撒网并不存在。手撒网是什么时候卖掉的，男孩儿记得很清楚。但他们照常每天将这套子虚乌有的把戏演一遍。一盆子鱼拌黄米饭同样是虚构的，这个男孩儿也心知肚明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想看见我逮一条去掉下水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回来么？”

“我拿手撒网去捞沙丁鱼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么？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我想读一读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男孩儿不知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属子虚乌有。但老头儿从床底下把它拿了出来。

“是佩德里科在酒店里给我的，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捞好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我们俩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天早上再分。等我回来，你给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（译注：“扬基”在美国是“北方佬”的意思，在英国是“美国佬”的意思。）不可能输的。”

“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要对扬基队有信心，我的孩子。想一想大将迪马吉奥（译注：乔迪马吉奥，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，出生在旧金山一个渔民家庭，1936-1951年效力于纽约扬基队，退役后与玛丽莲梦露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终生爱恋她。）吧。”

“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，也担心底特律老虎队。”

“慎着点，不然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色萨克斯队你也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下点功夫，等我回来讲给我听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该不该买一注尾号八十五的彩票？明儿可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买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可你的了不起的记录是八十七，就买八十七好么？”

“不会两次都八十七的。你估摸着你能弄到一张尾号八十五的么？”

“我去预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。那就是两块五哟。这笔钱我们向谁去借呢？”

“这不难办。两块五我随时都借得到的。”

“估摸着我也能借到。但我是尽量不借债的。开了借债的头，讨饭日子在后头。”

“穿暖和点，老爹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现在可是九月份了。”

“正是来大鱼鱼汛的月份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换了五月份，全是好渔人。”

“我这就去捞沙丁鱼，”男孩儿说。

男孩儿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在椅子里已经睡着了。太阳下了山。男孩儿从床上拿来旧军毯铺在椅子背上，盖住老头儿的肩膀。真是很奇怪的肩膀，虽然老了，却依然强健。老头儿的脖子同样很壮实，而且他睡着时脑袋向前耷拉着，脖梗上的皱折就不怎么显得出来了。他的衬衫补过许多回，弄得就跟那面船帆似的。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了色，一块一块深浅不一。老头儿的脑袋很苍老了，眼睛闭上时，脸上便了无生气。报纸摊放在他膝头，被他的一只胳膊压住，在晚风中才没被吹走。他赤着脚。

男孩儿撇下他离开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依然睡着。

“醒醒，老爹，”男孩儿说，将手放在老头儿一只膝盖上。

老头儿睁开了眼睛，有一会儿，他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似的。然后他露出了笑容。

“你弄到什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们该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还不是很饿。”

“快吃吧。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呀。”

“我曾经这样干过，”老头儿边说边起身，拿起报纸折好。然后他开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裹在身上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那你得长命百岁，好好保重自己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米饭，煎香蕉，还有点儿炖菜。”

饭菜装在双层金属盒里，是男孩儿从台子廊屋拿来的。两副刀叉和汤匙各用一张餐巾纸包着，装在他口袋里。

“这是谁给的？”

“店主马丁。”

“我得跟他说声谢谢。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”男孩儿说，“你不必再去啦。”

“我要把一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这样帮我们不止一回了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除了鱼肚子肉以外，我还要另外送他一点东西。他对我们非常体贴的。”

“他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这是瓶装的，哈土依牌啤酒（译注：哈土依是十六世纪初印第安人泰诺族酋长，反抗西班牙殖民的“古巴首位国家英雄”。著名的哈土依牌啤酒以他的名字命名，是一种淡啤酒。），喝完我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劳烦你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们开吃吧？”

“我早问过你啦，一直在等着呢，”男孩儿轻声款语地说，“我想等你准备好了，再打开饭盒。”

“现在我准备好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刚才去洗手耽误了点时间。”

男孩儿心里面说：你去哪儿洗的呢？村子里的供水处在前面路边，跟这儿隔两条街呢。男孩儿心想：我该给他捎点水来的，外带一块肥皂，一条像样的毛巾。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呢？我得再给他弄一件衬衫，准备一件过冬的外套，搞一双什么鞋子，还要加一条毯子。

“炖菜味道好极了，”老头儿说。

“给我说说棒球赛吧，”男孩儿请求道。

“我说过的，美国联赛就数扬基队了，”老头儿快活地说。

“今天他们输了，”男孩儿告诉他说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。大将迪马吉奥重振雄风了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的队员呢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可他是关键人物。要说别的组，在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中间，我本该选布鲁克林队的。可转念一想，我又想到了迪克西斯勒，想起他在老公园击打出的那几个了不起的好球。”

“那几球可真是没得比。我从没见过谁击打出那么远的球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常来台子廊屋那些日子么？我曾经想带他出海捕鱼，可我太腼腆了，没敢开口。我叫你去请他，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知道。真是错过了大好机会哟。兴许本来他有可能跟我们去的。那样我们就一辈子有得咂摸了。”

“我想带大将迪马吉奥出海捕鱼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听说他爹也是个渔夫。兴许他曾经跟我们一样是穷人，能理解我们的心意。”

“大将西斯勒他爹可绝不是穷人，他在我这个年纪，我说的是老西斯勒，就已经在大联赛上打球了。”

“我在你这个年纪，已经站在开往非洲的一条横帆船的桅杆前面。我看见过黄昏时沙滩上的狮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说过的。”

“我们聊非洲呢还是聊棒球赛？”

“还是聊棒球赛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给我说说大将约翰J.麦克格劳。”他把J念成了“乔塔”。

“早年有段时间他也常来台子廊屋。但他一杯酒下去，人就变得粗野，说话很难听，不好相处。他的心思用在赛马上不比用在棒球上少。至少他是整天把赛马名册揣在口袋里的，他经常在电话里提到赛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大经理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爹认为他是最大的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假如杜罗歇接连好几年每年来这儿，你爹也会认为他是最大的经理。”

“那说真格儿的，谁是最大的经理呢，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分不出高低。”

“最好的渔夫是你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。”

“Que Va,（译注：西班牙语，意思是“不可能”。）”男孩儿说，“好渔夫有很多，很棒的也有那么几个，可最好的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说得我很开心。希望别来一条太大的鱼，把我们俩给否了。（译注：这里语出双关，意思是证明孩子说得不对，同时证明老人不是最好的渔夫。）”

“没那样的鱼的，只要你的力气还像你说的那么大。”

“我的力气兴许已经没我想的那么大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但我知道许多窍门，而且我有决心。”